东钱湖王安石治水

东钱湖王安石治水

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王安石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北宋闻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实干家与改革家。其主持的“王安石变法”广为人知，而在变法纲领之一的《农田水利法》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对浙东水利，特殊是对明州（今宁波）东钱湖的管理，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堪称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典范。

东钱湖位于四明山麓，原为海迹泻湖，经历代初步修筑，在唐代已初步形成蓄水规模。至北宋，明州地区农业开发加速，人口增长，对浇灌水源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由于长期缺乏系统维护，湖葑（菰草等水生植物及其淤积物）滋生、堤岸堰闸毁坏等问题严峻，东钱湖的蓄水与浇灌功能大幅衰退，直接影响着鄞县、奉化、镇海七乡之田的收成，关乎数十万百姓的生计。这一严重现实，为王安石的治水实践提供了历史舞台。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以进士身份出任鄞县县令。到任后，他并未急于推行宏大理念，而是“自下车，以勤疾自任”，深入乡野进行实地考察。《鄞县经游记》具体记载了他历时十三日，遍历鄞县东西十四乡，询问“吏民”治湖利弊的经过。这种严谨务实的调研作风，为其后的科学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考察，王安石深刻熟悉到，东钱湖的管理非一时之功，亦非一县之私事，而是关系到区域农业命脉的系统工程。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王安石旋即展开行动，其治水举措系统而有力：

其一，组织人力，清除葑淤。他动员民众，对湖中蔓生的葑草进行大规模清理，以扩大湖体有效蓄水容积，这是恢复湖泊功能的首要步骤。

其二，加固堤岸，重修堰闸。对原有的湖塘堤岸进行加固修缮，并修复或重建要害的水门、堰闸，如钱堰、梅湖堰等，以完善蓄泄调控体系。

其三，建立制度，设闸治理。王安石创设了“掘闸夫”制度，即设置专门治理湖闸启闭的闸夫，根据农田需水与防汛需求，科学调节湖水放蓄，这体现了其注意制度建设的管理思想。

其四，统筹水源，补灌高田。针对地势较高、湖水难以自流浇灌的农田，他倡导并组织开挖陂塘、沟渠，引蓄山涧溪流，形成对东钱湖浇灌体系的补充，构建了多层次的水利网络。

王安石的东钱湖管理，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早期地方施政与后期全国性变法思想一脉相承的体现。治湖成功后，他撰写了《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重要文书，系统阐述了其水利思想：强调水利是农业之本，主张政府应积极主导、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并将水利建设与徭役制度改革相结合。这些实践与思索，后来被系统地吸纳进其主持变法期间颁布的《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之中。该法鼓励官民陈报水利事项，并按其效益给予提议或出资者奖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水利建设。据《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记载，在《农田水利法》推行后的短短数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万余处，浇灌民田超过三千万亩。东钱湖的管理，可谓是这场全国性水利运动的先声与地方成功样板。

王安石管理东钱湖的成效是显著而持久的。工程完成后，湖区浇灌能力得到极大恢复与提升，保障了大片农田的旱涝保收，直接促进了明州地区农业的稳定与发展，为后来宁波地区成为重要粮仓奠定了基础。其建立的闸夫治理制度，也被后世长期沿用。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一种积极主动、科学务实的水利管理典范，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东钱湖的维护与经营。南宋时期，地方官张岫、赵伯圭等人多次大规模疏浚东钱湖，均可视为对王安石治水精神的继续与发扬。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王安石鄞县任期内与治水相关的背景及《农田水利法》推行后的全国性成效，兹将要害信息列表如下：

事项时间核心内容/数据意义与影响王安石知鄞县庆历七年（1047年）上任伊始，实地勘察鄞县十四乡水利状况。为其管理东钱湖及形成水利思想提供直接依据。东钱湖管理工程庆历七年至八年（1047-1048年）清葑草、固湖堤、修堰闸、设闸夫、补陂塘。恢复并增强了东钱湖浇灌功能，惠及七乡农田。《农田水利法》颁布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相后推行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地方水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全国水利建设熙宁年间（1068-1077年）据载兴修水利工程超万处，浇灌田亩数千万。极大促进了北宋中后期的农业生产能力。后世对东钱湖的维护南宋及以后多次大规模疏浚，如南宋张岫浚湖等。延续并巩固了王安石的治水成果。

综上所述，王安石对东钱湖的管理，是一次成功的地方水利实践。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工程范畴，体现了其注意调查、讲求实效的施政风格，以及“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理财思想。这次治水不仅解决了当时明州地区的迫切民生问题，也为其后来的全国性变法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在历史上铸就了东钱湖与这位旷世改革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至今，当我们审阅东钱湖的千年波光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立足于民本、致力于经世的实干精神与治世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