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宗南坡之变

元英宗硕德八剌在位的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五日，发生了一场震动元廷的宫廷政变——南坡之变。这场发生于上都以南三十里南坡店的弑君事件，不仅终结了年仅二十一岁的元英宗的生命，也彻底打断了他与权臣拜住联手推动的"至治新政"，标志着元朝中期汉化改革的一次重大挫败，并深刻影响了此后元朝的政治走向。

背景：仁宗遗策与英宗锐意改革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元朝中期力图改革的君主。他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科举取士（史称"延祐复科"），并违反与兄长武宗的约定（传位于武宗之子），执意将皇位传予己子硕德八剌，即元英宗。仁宗驾崩后，年仅十七岁的英宗即位。初期，他受制于太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铁木迭儿。铁木迭儿任右丞相期间，专权跋扈，贪赃枉法，屡次迫害汉法派官员，甚至罗织罪名杀害了弹劾他的御史台官员。直至至治二年（1322年），随着答己和铁木迭儿相继病逝，英宗才得以亲政，并迅速启用年轻有为的左丞相拜住（名相安童之孙），共同推进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心集权、整顿吏治、减轻民困的改革，史称"至治新政"。

：铁木迭儿余党的恐惊

拜住主政后，为肃清铁木迭儿时期的积弊，开始大规模清算铁木迭儿的党羽势力。他追论铁木迭儿生前罪状，下令抄没其家产，罢黜其子锁南的官职，并开始调查其党羽的罪行。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曾依附于铁木迭儿的蒙古、色目贵族及官员的极度恐慌。时任御史大夫的铁失，是铁木迭儿的义子，其妹为英宗皇后速哥八剌。他深知自己作为铁木迭儿核心党羽，罪责深重，难逃惩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于是，铁失成为了策划政变的核心人物。他秘密联络了一批对英宗改革不满、自身利益受损的宗王、贵族和官员。

政变核心参与者（据《元史·英宗纪》及《泰定帝纪》记载）

身份/官职 姓名 与铁木迭儿/英宗关系 御史大夫 铁失 铁木迭儿义子，英宗皇后兄 知枢密院事 也先铁木儿 铁木迭儿党羽 大司农 失秃儿 铁木迭儿党羽 前平章政事 赤斤铁木儿 铁木迭儿党羽 诸王 按梯不花 与英宗政策有矛盾 诸王 孛罗 与英宗政策有矛盾

南坡之变：血染行幄

至治三年八月五日，元英宗与拜住结束了夏季在上都的驻跸，启程返回大都。当晚，銮驾行至上都以南约三十里的南坡店驻营。铁失等人认为这是动手的最佳时机。他们利用把握的宫廷宿卫和诸王随从的武装力量，趁夜发动突袭。叛军首先闯入拜住的营帐，将其杀害。随后，铁失亲自率领叛军冲入元英宗所居的行幄。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年轻的皇帝猝不及防。《元史·英宗纪》以寥寥数字记载了这血腥一幕："铁失、赤斤铁木儿等杀拜住，遂弑帝于卧所。"元英宗硕德八剌和左丞相拜住同时遇害，史称"南坡之变"。这场政变蓄谋已久，行动迅速而残忍。

后续：泰定帝即位与清算

弑君成功后，铁失等人马上派遣使者前往漠北，迎接晋王也孙铁木儿（真金太子长子甘麻剌之子）即位。也孙铁木儿在得知政变消息后，最初态度暧昧，但最终在九月于龙居河（今克鲁伦河）即位，是为元泰定帝。然而，泰定帝即位后，迅速与政变者划清界限。他深知弑君行为大逆不道，且铁失等人反复无常。即位仅一个月后，泰定帝即在抵达大都之前，于十月下令将铁失、也先铁木儿、失秃儿、赤斤铁木儿、按梯不花等为首分子全部捕杀，并诛其子孙，没收家产。此举既是为了伸张"君臣大义"以正视听，也是出于稳固自身统治、消除隐患的需要。

历史回响：改革中断与保守回潮

南坡之变对元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直接导致了至治新政的夭折。英宗和拜住推行的旨在加强中心集权、抑制权贵、减轻百姓负担（如推行"助役法"、削减佛事开支、整顿吏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废止。其次，它标志着元朝自忽必烈之后，仁宗、英宗两代君主试图推进的"汉法"改革进程遭遇重大挫折。泰定帝即位后，政策趋于保守，恢复了对蒙古贵族的优待，增加了佛事开支，并在其统治后期废止了科举取士（直至元统元年恢复）。最后，政变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不稳定。南坡之变是一场由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特权、恐惊清算而发动的宫廷政变，它深刻反映了元朝中期皇权与保守贵族势力、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激烈冲突。

至治新政主要内容与影响

政策内容 主要目的 结果/影响 大规模起用汉族儒臣（如吴元珪、王约等） 推行汉法，改革吏治 触动蒙古、色目贵族利益 罢汰冗官，精简机构 节省开支，提高效率 招致被裁撤官员怨恨 推行"助役法"（按田亩助役） 减轻农夫劳役负担 损害贵族、寺院免役特权 减免江南地区包银、欠赋 纾解民困，稳定统治 减少政府短期收入 颁布《大元通制》 完善法制，规范行为 限制贵族、官吏不法行为 大规模削减佛事开支 节省财政，抑制僧侣势力 得罪宗教上层势力 追论铁木迭儿罪状，清算其党羽 肃清奸党，整肃朝纲 直接引发铁失等人恐慌，导致政变

南坡之变是元朝统治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中断了可能的改革进程，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耗，暴露了元朝在制度整合和统治基础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这场发生在草原边缘驿站的流血事件，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宫廷阴谋的范畴，成为理解元朝中期政治生态和历史走向的要害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