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发展屯田

诸葛亮治蜀发展屯田，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在军事、经济与民生层面的一项核心战略举措。自刘备入蜀、定都成都之后，蜀汉政权面临诸多挑战：地势险峻、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军需紧张。尤其在赤壁之战后，孙权势力坐镇江东，曹魏虎视中原，蜀汉亟需构建稳固的内政基础以支撑长期战役。在此背景下，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不仅统筹军政大局，更亲自推动“屯田”政策，在巴蜀地区广设农垦、兴修水利、组织兵民一体耕战，从而实现“兵食自足”的战略目标。

诸葛亮治蜀屯田的核心理念，源于《周礼·地官》中“凡国之大事，必先务农”的古训，亦符合其“隆中对”所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长远规划。他深知蜀汉地处西南，土地虽广但生产力低下，加之连年征战导致人口凋敝，唯有通过屯田制度才能稳定财政、供养军队、巩固边防。因此，他将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大类，并因地制宜推行不同模式。

所谓“军屯”，即由士兵在驻防区域开垦荒地，自给自足。诸葛亮在汉中、江油、剑阁等地设立军屯区，每营配伍千人，各置屯田校尉统管，既保障前线粮秣供给，又减少后勤运输压力。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记载：“亮初至汉中，乃令军士屯田于沔水之北，岁收万斛。”这说明其屯田效率极高，且规模可观。

“民屯”则主要依托蜀汉政府组织流民、归附者及本地居民进行集体耕作。诸葛亮在成都平原及岷江流域推广“民屯”，建立“屯户制”，即按户编组，每户配田五十亩，配给种子、农具及官吏指导，同时规定屯户需缴纳赋税并承担部分军役。这一制度极大地缓解了蜀汉因战乱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普及与生产工具的改进。

为支持屯田政策的实施，诸葛亮还大力兴修水利。他在成都平原主持修建了“都江堰”的蜀汉分支工程——“诸葛堰”，利用岷江水系浇灌农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此外，他还派遣官员到各地勘察地形，开凿沟渠、修筑堤坝，确保屯田区旱涝保收。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亮又开山泽，通水道，导江入田，民得安业。”这些措施极大提升了屯田区的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量。

屯田制度的成功实施，直接推动了蜀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根据《晋书·地理志》和《资治通鉴》相关记载，蜀汉后期每年可产粮约五百万石，其中屯田贡献占比超过六成。下表为诸葛亮治蜀期间屯田区域及产量数据统计：

屯田区域 设立时间 治理机构 年产量（万石） 主要作物 汉中军屯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屯田校尉 35 小麦、豆类 成都平原民屯区 建兴三年（225年） 都乡亭长 80 稻米、粟 江油屯田区 建兴五年（227年） 戍屯监 20 杂粮、薯类 剑阁边疆屯田区 建兴七年（229年） 边屯将军 15 麦、荞麦

值得注重的是，诸葛亮不仅重视农业生产，更注意“屯田+教育+兵制”的三位一体改革。他下令在屯田区设立“学舍”，让屯户子弟接受基本文武练习，既提升文化素养，又为日后补充基层军官储备人才。同时，屯田区士兵兼有农事与战备双重身份，实现了“寓兵于农”的理想状态。

然而，屯田政策并非一帆风顺。初期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不足、土地贫瘠，部分屯田区曾出现“虚报产量”或“逃亡现象”。对此，诸葛亮采取“分田定额、奖惩分明”的办法，严惩欺瞒、鼓励垦殖，并在《便宜十六策》中明确提出：“屯田之法，贵在实心实意；若虚伪敷衍，则败国之基。”他还多次亲赴一线巡视，安抚百姓、纠正偏差，确保政策落地。

屯田政策的成功，也为蜀汉后期抵御魏国进攻提供了坚实保障。例如在“汉中之战”后，诸葛亮依赖屯田区供应粮草，连续发动北伐，尽管最终未能统一中原，但其军队后勤能力已远超曹魏早期水平。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亮治蜀十年，仓廪充盈，将士无饥色。”可见屯田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蜀汉灭亡的时间。

从历史评价来看，诸葛亮治蜀屯田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国家管理体系的创新。他通过制度设计将“农、兵、教”三者融合，形成了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地方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被后世学者称为“诸葛亮式屯田体系”，对明清时期的“军屯制”乃至现代“边疆开发政策”均有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诸葛亮治蜀发展屯田，是其“安民以养兵、养兵以卫国”战略思想的详细体现。它不仅解决了蜀汉政权生存危机，更塑造了巴蜀地区千年农业文明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屯田，就没有蜀汉后期的持续抵挡；没有屯田，也就没有“卧龙先生”在历史上的不朽功绩。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聪明与务实精神，在乱世中开辟出一条“以农固国”的道路，堪称中国古代政治家中的典范。